中国医学教育的近代化转型，受到西医教育模式的冲击，书院制度、科举制度的废止，以及历次学制的推行掺杂交织的影响。除了在行政管理、教育学制、内容模式等诸方面发生巨大转变外[1]，医学教育机构的称谓也频繁发生变化。
近代山西教育领国内风气之先，在清末的“新政”中建立的山西大学堂，曾经与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并列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2]民国山西执政者阎锡山，在“六政三事”中兴办教育。年，陶行知实地考察后，高度评价其时山西的教育。[3]山西的教育模式被作为样板向全国推广。[4]近代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又先后改名为“山西医学专科学校”、“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山西大学医学专修科”、“山西大学医学院”等等名称。尤其是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附设医学专门学校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医学教育近代化的独特视角，颇具深入剖析价值。
一、善变之“名”
1.革新：医学馆与医学堂
近代中国的医学医院基础上创办的医校。年，美国公理会在广州创办南华医学校（即博济医校）；年，英国圣公会在杭州成立广济医学校；年，英国伦敦会在香港成立爱丽丝纪念医学校（又称西医书院）；年，南医院附属医学院。由于教会处理内部事务的自主权力很大，加之其时中国的医学教育制度还未建立，这些由教会举办的医学校，多采取在国外注册，沿袭英美教学体制的做法。[5]所以，这些学校的称谓，也基本上按照国外名称或注册地名称独立行事，有称“医校”或“医学校”的，有称“医学院”、“医科”的，甚至还有叫“医学书院”的，不一而等。
中国传统的医学教育多采取师承和家传的“师带徒”教育模式，也有通过自学而成为医生的。明以前，各代宫廷虽设有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但规模小、培养人数有限。清同治元年(年)太医院教习厅改名为医学馆，医院宫廷办学的沿袭。[6]随着“西学东渐”，人们意识到传统中医教育的弊端：一是“师带徒”教育模式无法短期内造就大量的医学人才，满足社会的需要。二是师承教育模式容易造成门派之别，无法开展共同研究。于是，开展新式的医学教育成为中国医学教育界的共识。
最先借鉴西医模式，尝试开展新式医学教育的是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的医学馆，由马根济按照美国课程培训，是中国官方举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后改称北洋医学堂。年，浙江名医陈虬创办利济医学堂，学制五年，课程在“医籍之外，兼课以古今中、西一切学术”，是近代最早的民办中医教育机构。[7]
与此同时，医学教育的制度建设也提上清政府的日程。年，管学大臣孙家鼐上书清廷：“医学一门，所关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求考中西医理，令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梁启超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设立了卫生学（包括医学）一门。随后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第四科即为医科，并分为医学和药学两门。在“壬寅癸卯学制”中，设立“医术科”，下分医学门与药学门。年，清政府谕令各地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8]这个由“书院”到“学堂”的改革，除了称谓发生变化外，还强调教学内容上的中西并重。
年，山西巡抚闻风而动，建立山西医学堂，是为山西医学教育之始。山西医学堂地址在太原市上马街桑棉巷。常年经费白银1万两，由藩库支出。学堂开设中、西医两科，并设有预科。中医开设的课程有内经、药学、方论等；西医开设的课程有体学、医理、药学等。另外还有科学、算学、历史、地理、博物、理化、体操、图画、国文、英文等公共课程，中西医两科均需学习。[9]学堂教员20人，职员25人。并聘请中国医学会的创始人、近代名医周雪樵为教务长。[10]山西医学堂于年停办，先后培养名学生。[9]
年,刘志詹在山西晋城县城创建的晋城医学馆。是一所民办的医学教育机构。医学馆开设有脉决、药性、汤头、杂病、妇幼、古文、英文等课程。从第二期始增设西医课。晋城医学馆学制3年，前后共招生两期,每期30-40人。[11]
2.初试：医学传习所与医学社
年民国政府建立后，迅速制订公布了“壬子癸丑学制”。此次公布的学制在关于医学教育方面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照搬了西方特别是日本的做法。在《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中，都采用西制，没有中医、中药学方面的内容，史称“漏列中医案”。二是强化了法律的约束力量。《医学专门学校规程》第九条规定：“凡公立、私立医学专门学校，除遵照专门学校令及公私专门学校规程外，概依本规程办理”。[12]换言之，学制的实行，使未列入学制的中医药高等教育，面临违法的处境。三是学制的权威性还得到“取缔医师条例”等与医师执业相关法规的呼应。年4月，阎锡山致电筹备国会事务局询问：“医师既作为社会职业，但寻常医生未经警厅取缔，是否亦得认为社会职业？”事务局的答复是：“医生非得有内外国医学专门学校、学堂三年以上毕业文凭，或经官厅考验合格者，不得认为社会职业”。[13]这样，从毕业资格上将未按学制建立的医学院校直接予以否定。
由于对中医的高度认同和现实需要，年4月，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字伯川），鉴于中医“无教育之设置，无系统之研究，无互益之团体”的现状，倡导成立了以“改进中医及药学使能成为一高等有统系之学术”为宗旨的中医改进研究会，开展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14]
阎锡山准备开展的中医教育，除了面临以上与北洋政府的学制相冲突的问题外，还面临着中医办学没有模式可供参照，以及中医师资、课程设置、课本编写的缺乏。其实，早在年，周雪樵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今之言改良医学者莫不知注重学堂矣；然医学堂有元素焉，则教员、宗旨、课本是也。”[15]阎锡山致电筹备国会事务局中，同样为即将开展的中医教育师资请示：“又如前清举人出身，充当塾师，是否亦在社会职业范围以内？”答复称：“前清举人出身，充当塾师，应在社会职业范围以内”，[13]总算在医学教育的师资来源上留了一丝余地。关于课程和教材问题，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创办人，近代实业家张骞在给阎锡山回函中吐露实情:“中医教材缺乏，教者学者又堪通才，与西医教材教法实相径庭”。在谈到中西医兼授问题时，张謇说，中西医“一时沟通，亦殊不易”，只能“拟于中医科加生理、化学二科，西医科加本草、药物二科”，“令学生自相融洽，希冀沟通”。[16]所以，要举办符合学制的中医高度教育，还有很长距离。
环顾业内，年福建名医陈登铠创办的私立三山医学传习所由于“创办宗旨以中医为本，据以西医为补助”曾经获得内务部批准。[17]所以，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首先于年9月探索性创办了山西医学传习所，省政府每年拨款元作为办学经费，时任山西政务厅长杨兆泰兼所长，是为地方政府举办的医学教育机构。[14]
山西医学传习所学制为一年半，课程设置为中医为主，兼授西医。中医课设有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及内、外、妇、儿、针灸、医学史等；西医课程有解剖、生理、病理、药理、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防疫等。
医学传习所“延请省内外之深于医者”担任教员，成立之初共有教师24人，职员15人，其中西医专业8人，英文教员1人。前清举人，曾任山西大学堂医官的阴庆元,被聘为儿科教员。[18]留日西医，医院的江苏人孙达生，担任病理学兼内科大意教员。世传中医，时任介休县知事彭承祖，兼任医学丛谈教员。
山西医学传习所的的培养目标是“专以改良中医及学习西医浅近应用学术，俾将分配各县区就近疗治人民疾病”。要求学生的资格“以于中医素有研究，文理明白，年在四十岁以下者为合格”，这样就暂时回避了毕业后执业的问题。学生由各县按照名额选送，选送县公费交纳学杂费、饭费，甚至还发给来校旅费，标准是“每80里为一程，每人每程发小洋4角”。[19]
传习所的培养效果令人满意，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与中医改良研究，有的学生“所投星期应征稿件，皆斐然可观，选登杂志，供众研究”。所长杨兆泰充满信心，希望学生“由是而更精以求之，发挥而光大之，谁谓吾中医寿命不过二三十年乎？”到年第六期学生毕业为止，传习所前后共培养13个班，余人。山西“各县区奏刀圭为平民疗疾者，多半曾熏陶于讲习所”。[20]
冠以“社”的医学教育机构，最早见于年杜炜孙创办的绍兴医学讲习社。年，恽铁樵、章太炎、张破浪共同组织成立的“中国通函教授学社”，则是以“学社”的称谓出现。该学社地址设在上海英租界西藏路，是一所影响较大的中医函授学校，举办3年关闭。[21]却为后来的中医称谓之争埋下伏笔。
以上可见，“传习所”或“学社”只是一种医师进修或业余培训机构，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医学高等教育机构。
3.遵律:医学专门学校
年，教育部《学校系统令》中规定“专门学校本科3年或4年毕业，预科1年”，[22]出现了“专门学校”的称谓。以后创办的医学教育机构大多采用“医学专门学校”或“中医专门学校”的名称。年4月成立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是第一家民办的西医学校。[23]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获批立案，是第一所民办中医专门学校。
经过充分筹备后，年8月，中医改进研究会又成立了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占地平米，房舍余间，医院作为学生实习的场所。[24]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旨在培养“注重中医，兼授西医，以期发明中国医理，改进中国医术，俾能成一有统系之科学”的中医专门人才，与医学传习所的招生对象、培养目标、教育模式完全不同。校长仍由杨兆泰兼任。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报名条件是“有中等学校入学程度”，年龄在16-25岁之间，天资聪颖、性情慈和，具有“发明中国医学之宏愿，济界活人之热心，以医为终身营业之志愿”。报名入学者，需要参加国文和理化的招生考试。学生录取后，免缴学费、课本等费。学校学制4年，课程以中医完全学科及西医主要学科为教授科目，并加授英、德、日三国语言文字。[25]学校先后共招收3个班人。
按照阎锡山谕令，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有在社会充当医生及在军政各界充当医官之资格。年，第一班学生毕业时，王润甫等4余人，“经呈请兼省长批准，派赴各团营见习军医”。其余杨祖荣等10余人，则返回家乡，医院或行医。[26]
但大多数学生面临无法获得行医资格的风险，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开始积极谋求备案。可备案道路却坎坷不断。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会议在太原召开，中医改进研究会发挥地主优势，代表全国中医界提出了有关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4项议案。会后呈送北洋政府教育部，并随案附上参照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的详细教学课程设置计划。中医界闻讯后积极响应，同年9月，浙江、湖北、湖南中医界在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提出类似议案，合并送呈教育部。不料在随后的教育部部务会议上，被教育部一句“不合教育原理”，束之高阁。[27]教育部否决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提案，中医学校性质的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的备案自然无望。
4.困局：医学专科学校
年，南京政府成立后，立法院通过新的《大学规程》、《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规定医科只能在大学及独立学院设立，将医科大学修业年限定为五年，并取消了医科预科的设置。随后，教育部通令各地关闭医学专门学校。在以中华医学会为代表的西医界与教育部呈请后，最终议定“医学教育分为本科、先修科两级；医学院得设专修科，4年毕业，入学资格为高中毕业”。[28]在《专科学校规程》中规定了“专科学校”的类别及最低限度开办费、常年费标准，[29]也正式出现了“专科学校”的称谓。
于是，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又改称为山西医学专科学校，校长仍由杨兆泰兼任。除了名称的改变，按照国民政府相关法规要求，学校还增加了相应的设施设备，完善了课程设置，调整了师资力量。18名任职教师中，大部分毕业于国内外知名西医大学，有5名还是留日归国人员。
学生的入学考试在国文和理化的基础上，又加试了英文，复试还要对学生进行体检。学制四年，第四年为临床实习。课程设置则以西医为主，兼授中医。年8月，医学专科学校成立后，招收西医专科生一班。因为原山西医学传习所“中医专修科”未毕业，又将该班改为中医专科生班，保留了中医课程。学校先后共招收学生人。
虽然山西医学专科学校的“名”与法令吻合，但“西医为主，兼授中医”之“实”，同样遭遇了教育部的否决。而且，随着年“废止中医案”的出炉，教育部要求中医学校改名为“传习所”和“学社”。不但备案无望，还面临生存之虞，由此引发了学潮。继任校长王鸿遇和陈观光因为顾及稳定，打压参加学潮的学生，最后都被迫相继下台。年9月，山西省教育厅将山西医学专科学校解散。
5.权变：“私立”医学专科学校
看似无解的阎锡山医学教育之路，却又绝处逢生，出现了转机。年《私立学校规程》公布，其中第七条规定：“私立学校之名称应明确标示学校之种类，并冠以‘私立’二字。”[29]年6月，教育部第8号训令要求：“凡已经设立之私立学校，无论曾否报经前北京教育部核准有案，均应遵照《私立学校规程》，重行立案。”[30]该训令的本意是要求已经北洋政府核准的私立学校，重新向南京政府备案，加强管理。山西省政府抓住漏洞，年1月，将山西医学专科学校改名为“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川至”系“阎伯川恩泽所至”之意）。学校同时搭建了校董事会，并“遵照《私立学校校董条例》、《专科学校条例》、《专科学校规程》及《大学组织法》，分别拟具《简章》、《大纲》及各种表册”，[31]上报教育部立案。改组后的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与中医改进研究会脱离隶属关系。阎锡山出任学校董事长，留日医学博士靳瑞萱担任校长。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学制五年，纯授西医。设置了医学和药学两个专业，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了耳鼻喉科学和花柳病学。原山西医学专科学校未毕业的4个班均归入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32]
年5月，教育部受理备案申请后，派员视察。认为“该校组织、编制、建筑、设备、课程、训育、医院一切办理情形，均有优点。”但提出校务会议组成不完善、兼任教员资格经验不足、欠缺化学研究器械药品、医院内血液及痰唾之检查须设专室等等不足[33]。学校逐一改进后于年9月19日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号文获得批准立案。[34]对照标准改造立案的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此时医院校了。
由“中医为主，兼授西医”的医学传习所，到“中西兼授”的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再到“西医为主，兼授中医”的医学专科学校，最后成为“纯授西医”的川至医学专科学校，阎锡山也是无可奈何。他在川至医学专科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时，仍然对中医改进念念不忘：“中医确有改进的必要和价值，至于改进方法，富效各国学者，采取中医研究西医的方法，来把西医作我们改进中医的参考资料。”[32]希望学生通过学习西医，来把西医作为改进中医的参考。但时易境迁，此时的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已经与中医改进分道扬镳了。
年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变化、校址的搬迁，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先后更名为山西大学医学专修科、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山西大学医学专修科，[35]解放后又改为山西大学医学院。此时，这些名称的变更只是作为政医院校奉命行事而已。
二、“名分”之争
医学院校的称谓决非仅仅是一个词语符号，其变更关系到教育学制、教育性质和内容，甚至成为了中西医论战的重要议题。中医、西医都视“名节攸关”，“只字不让”。
1.中西医之间
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在年2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原则》，将中医称为“旧医”，要求不准登报介绍和成立“旧医”学校，对已经成立的“旧医学校”要“禁止”。“废止旧医案”一被披露，即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中医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成为中医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当年3月17日，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集会于上海，会后组织代表团赴南京请愿。面对声势浩大的请愿队伍，教育部答复“今后对于中医学校，一律组织‘中医讲习所’，准予备案。”听似好像答应了中医学校的备案要求，但前提却是要成为“讲习所”。1个月后，请愿事件稍事平复，教育部发布第八号公告：“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习者之资格与程度，亦未经定有标准，自未便沿用学制系统内之名称，应一律改为‘传习所’，以符‘名实’”。而且，因为“此项‘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即无庸呈报教育机关立案。”[36]教育部用“名”的更改，否定了中医学校“立案”的“分”，和中医界兜了一个圈，将中医学校踢出学制系统。
中医界立即再起而抗议，但教育部不予理会，严令取缔中医学校，禁止各校招生。迫使全国中医界一年之内二次组织请愿团进京。年3月，教育部发布第号训令，称谓上稍作修改，要求各中医学校一律改称“学社”。“学社”更多是属于学术社团性质的名称，中医界自然不能接受。
和山西的情形不同，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年8月接到广州市卫生局要求尽快改名的通知后。召开校董事会商议，鉴于情势决定“暂改名广东中医药学社”。虽然校长陈任枚向全校解释，改名不影响教学，而且中医“前景可期”。但有该校学生在校刊发表文章，痛惜学校“受恶势力之摧残，至今犹称学社，可不惜哉！”部分学生因觉得前途莫测而退学。[37]
2.中医内部
中医学校的“名节”之争还蔓延到中医内部。年成立的中央国医馆及各省市的分馆本来肩负“得附设国医学校”的厚望，但年10月，南京政府行政院又下令：“除各省中医学校仍应改称学社外，对于《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第八条及《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第六条规定‘得附设医药学校’者，亦须修正为‘学社’”。[38]中央国医馆不但对此没有抗争，而且在年5月，主动发布了第号令，要求国医学校根据层次更名为“学社”或“研究所”：“查各省市国医学校、学社、传习所等，所订学则课程，向无标准，影响所及，专才固不易成就，术亦无从发扬，不有整齐划一之规，难期事半功倍之效。本馆有鉴于此，业将国医教育机关分别厘定名称。凡以教授国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者，定名为‘国医专科学社’；其以研究国医之高深学理为宗旨者，定名为‘国医研究所’。”此令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各地中医药团体纷纷质问。湖南医药建设委员会等7个团体联合通电反对：“教（育）、卫（生）部消灭中医之主张，在中馆自应反抗，今不特不与反抗，转为教卫代庖，实施其消灭国医之工作，则国医之亡，不亡于教卫两部，实亡于中馆诸公也。”[40]国医馆此举，原意在规范现有中医教育机构，为争取中医加入教育系统作准备，但训令沿用了中医界坚决反对的“学社”名称，有“失节”之嫌，因而被一些中医讥为削足适履，受到抵制。
三、“名实相符”的结果
1.“中西医兼习”导致中医教育转向
清末的“壬寅癸卯学制”是中国学习引进西方教育，特别是日本教育模式的产物。虽然采用西制，在“医术科”中要求主授西式医药，但各门却将“中国医学”与“中国药材”列为主课之首。而且，鉴于“中国风俗礼教不同”，医学门中还不开设解剖学与组织学课程，认为“但以模型解剖之可也”。[41]这些都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书院”改“学堂”过程中，强调了“中西并重”的教育思想，体现在医学教育中就是“中西医兼习”。即学生同时学习中医、西医课程，“中学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中学之未备者，以西学补之”。在处理中西医学的关系时，特别要求“务在中学驭西学，不以西学驾中学”。[1,18页]由于“中体西用”思想的束缚，和医学教育经验的缺乏，学部短期内又无法厘定教学规程，如何处理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也含糊不清，其执行必然半途而废。御史徐定超发现了京师医学实业馆“中西医兼习”的弊端，认为“兼营并鹜，学者辄以为难”，于是改为“中西分科肄业”。最后又将在校学生全部送往日本学习，结束了清廷医药高等教育的尝试，[42]宣告了这种办学模式的失败。反映出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水乳交融的现实。
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中医教育方针的改弦易辙，除了中原大战失败后的阎锡山在卫生政策上向南京政府妥协，以避其锋芒外，再一次印证了中西医兼授的教育模式存在缺陷的问题。
周雪樵曾指出，中西医兼授的办学“若夫宗旨，则中西医不可不通，而中医又不可废弃；合中西而论又不能相通也。”[43]杨兆泰认为：“在西医方面言之，本无借助中医之必要”，西医可以独立存在，他们学习中医无关生存，只是为了使其学术更臻佳境；而中医却非得借助西医，方能进一步提高理论与技术水平。对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与其不中不西，徒袭皮毛，如何专精西学之为愈乎？”所以，在毫无中医经验的毕业生看来，学习西医显然更加容易，也更为简便，纷纷转向西医。[44]
结果是，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学生毕业时，“询其志向，则趋重西医者十之七八”，只有20％～30％的“少数人志在发明中医”。这就使办学初拟定的学生毕业后要“分派欧美医学最高之国留学，以在医科大学专科毕业为度”，回国后使“中医乃能与西医并存于世界”[25]办学初衷落空。大批中医学生毕业后改行西医，学校招生的“名”与培养的“实”截然相反，自然要考虑改变办学的“名”。
事实上，产生于系统论基础上的中医和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西医，二者的来源、模式、方法完全不同，无法通过简单叠加进行融合。当代的研究证明，只有在复杂性系统学融贯思维下，才能将中西医有机结合，产生一种新的医学。[45]
2.医学教育的近代化日渐成型
西医在近代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其先进的医疗技术，更得益于它的社会建制。基于西方体制的西医学制，首先促进了西医教育的迅猛发展。近代中国建立的50余所西医教育机构中，年后创办的就有25所，大部分为政府创办，其中称为“医学院（医科大学）”的有21所（见表1）。这些机构无论从开办经费、招生规模、专业设置、管理水平上都与西方现代医学教育接轨，促使中国西医教育的水平迅速提高。
表1近代医学教育机构称谓统计（-年）[](单位:所)
学堂（馆）学校传习所学社专门学校专科学校医学院（医科）其他合计
中医类2
西医类512521151
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参照西制，西医依靠和借助政治力量逐渐入主行政管理体系。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西医的社会建制一旦确立，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迅猛推动了社会制度变迁[46]。
学制的影响，不仅在教育阶段，还对医学生毕业后的执业有巨大影响。民国政府在医生管理中，要求申请执业医生须具备合法医学校学历，从而倒逼学校遵照学制办学。前述私立三山医学传习所，作为中医为主的教育机构，在年5月为首批学生颁发毕业证时，申请内务部备案，却又被婉拒：“惟本部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内，未订有中医课程，应毋庸本部立案。”[47]山西医学专科学校更因为无法备案，毕业证不能作为申请执业证明，而引发学潮，导致学校解散。
同时，中医界在教育探索中也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西医学制合理的内容，逐渐与国民政府的学制趋同。年4月，山西医学传习所开设了“中医专修科”，旨在培养有志于中医的青年。由于培养对象无既往行医经验，与原医学传习所招收的业医不同，学习期限由1年半增至2年。课程也做了相应调整，“先教应用科学：（1）医经择要，(2)诊断，(3)感症伤寒、温病，(4)杂症，金匮附，(5)方药、本草方剂”；再教应用专科：“(1)妇科、产科，(2)儿科、种痘，(3)针灸。”考虑临证实践的重要性，“再发给《内经》、《难经》，俾学者由浅深入，参考研究”，要求学生毕业后继续学习一个阶段。最后，还要开展继续教育，“发给名医学案，俾学者知历代中医学术源流，各家专长，以备博采精取”。但在教学实践中，研究会发现，这些从未接触过医学的学生，如果按照2年时间，“因期限短促，兼需于实质的考察，恐难达到目的”。于是，年将“中医专修科”在读学生并入附设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年限也改为4年[48]，无意中遵循了西医的教育期限。
中医课程的安排和中医教材的编辑是建立中医学制的基础，但这项工作庞大，“必须全国人才通力合作，始克有成”。年，全国11所中医学校人士齐集上海，讨论“厘订课程”、“编辑教材”事宜，由于意见不一未果。年，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再次召集了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基本议定了中医学校的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开设课程、教学时数、教学安排，但距离实施还有较大距离。年3月6日，教育专门委员会就焦易堂等53名委员联名提出的《责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医教学规则》讨论。认为“《条例》（指《西医条例》、《中医条例》）既有二，暂作过度之办法；《规程》不可再有二，庶合平等之原则。”对于中医学校的课程，由于“查部颁《医学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并毋限制于原案；所列基础学科及应用科学，两相对照，科目大致相同。”所以，最后议定：“养成医师之学校，在学制系统中，应遵专科以上学校之规定，以收受高中毕业生为原则。教学规程不必另订，参照医学专科浙学校暂行科目表办理，得加设特别科目，呈请教育部及卫生署核准备案。”[49]这样，中医学制正式倒向了西医学制，中西医学制归于一统。
四、结语
“名分之争”后，由于中医学制基本明确，掀起了中医办学的高潮，年后创办的中医教育机构达59所。但是，“名分之争”有限制了中医教育的规模、性质，近代创立的80多所中医教育机构中，有“学社”18所，“传习所”6所，“研究班”、“专修班”、“讲习班”19所。称为“专科学校”的只有6所，“医学院”则是5所（见表1）。并且，这些中医教育机构大部分为民间社团或个人举办，只有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中央国医馆国医特别研究班、广东生理国医学院等少数几所具有政府背景。至此，“西医在朝，中医在野”，中西医并存的医学教育格局形成，医学教育的近代化成型。
（摘自：刘洋,张培富.近代医学教育的“名”与“分”——兼论山西医学院校的变迁[J].自然辩证法研究,,33(3):-.）
作者：刘洋，山西省卫生计生委，博士，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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