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国家十三五规划共推出19个城市群。除了耳熟能详的三个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还有已经成型的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其余的都在生长培育之中。城市群发展，正经历“先富带后富”的阶段。
就山西来说，正在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以太原为中心的城市群，整合晋中、阳泉、吕梁、忻州，合力形成山西中部城市群；晋北的大同朔州融入京津冀，有着天然的势能；中原城市群吸纳了晋南的运城和晋东南的长治、晋城。
城市圈时代的来临，促使晋东南的长治和晋城两市，可能再次联手，走向历史上的第四次合作。
在此之前，对于同处晋东南地理单元的长晋两地，在历史上曾有过四次大的合作。第一次合作称之为“文化合作”，其时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活跃在此，留下一系列的神话传说遗迹，使得长晋两地共同众筹出“始祖崇拜”，形成至今海峡两岸共襄盛举的祭奠大礼。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女娲补天，晋东南不乏中华文明的童年民谣。
第二次合作即“商业合作”，潞（长治）泽（晋城）商帮合伙闯天下，成为早期晋商的一支劲旅，与临汾的商帮共同走进沈思孝的“大明财富排行榜”，“非数十万不称富”则给出了具体的上榜门槛，按购买力换算下来，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亿元人民币以上。
“军事合作”是长治晋城第三次合作，始于上世纪全国抗战，终于地市管县体制。长达半世纪的时间里，长治两地成为中共八路军的孵化器，是建设的最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国统区”，输出过赵树理、申纪兰，就连今上的母亲齐氏姐妹也曾在此“致青春”。
这样又过了三十年，随着城市群的集群发展战略，城市圈时代的来临，长治晋城面临第四次合作的历史机遇就这样悄然来临。
长治晋城虽同属中原城市群阵容，但在融入中原之前，先期整合的是长晋两地的同城一体化发展。长治距晋城直线距离82公里，走国家干网“二广高速”，大约1个小时车程，从物理空间上，已符合1小时经济圈的范围。随着3年后太焦高铁的建成，双城通勤时间将在30分以内。
现状交通来看，除了“二广高速”贯穿两地南北，还有太焦铁路、省道、国道将长晋相连，先天交通优势十分明显。为促进二地的城际交流，或可在“十四五”期间兴建双城轻轨，轻轨造价每公里约1亿元，是进一步压缩两地时空，带动区间发展的连接线。
从城市经济规模上看，长治GDP为亿元，人均3.8万元，晋城GDP为亿元，人均4.5万元。总量和人均，长治和晋城都有指标进入山西前三位，两地的经济规模实力相当，不存在谁整合谁，谁对谁产生“虹吸效应”的担忧。
长晋城市圈人口总计超过万人，城镇人口超过万人，总面积达到1.5万平方公里，已经能够产生一定的集聚效应。
总得来说，因着城市圈时代的两地合作，将有助于“晋东南”再次进入国家战略视野。这是因为：
当我们谈到“长三角”也好，“珠三角”也罢，他们在国家战略层面，从来不是以城市个体的面貌出现的，这是因为长三角的上海，珠三角的广州，谁都无法凭一己之力保证城市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只有协作分工，才能结伴走得更远。
成渝，或者中原城市群，能够形成集群，前提一定是文化上的“同文同种”的，只有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才会更深层次走进对方。长治晋城因为历史上的三次合作，有着天然的“盟友”关系，“长治+晋城”毫无历史违和感，这是换算到“长治+临汾”，或者“晋城+运城”所不能比拟的先天优势。
在战乱年代，晋东南的地理位置曾作为“军事首都”大放异彩；在和平年代，晋东南将因着文明的重叠性，进而迸发出更大的活力。晋东南从地域上，实际上一直是一块文明的“飞地”，晋文化区视之为中原文明的附庸，然而在中原文明看来，他又属于晋文化区的一部分。
然而正是这样的重叠性，更使得“晋东南”兼收并蓄，成为像日本那样继吸收东方，又学习西方的复合型创新国家。
长晋共建城市圈，实现的基础条件并不难，难得是二地始终缺乏融合的共同认知。通俗的说，再建晋东南，不是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即在区域大空间里认知长治晋城的合作，为双城的联动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
长治晋城的双城模式，是缩微的“成渝”，是成都与重庆双城记的太行山版。成渝城市群不仅激活了中国大西南腹地，更是带动了周边一大批节点城市，如万州，绵阳，乐山，南充，真正成为西部开发的国家级城市群。
如何在城市发展战略的高度，认知长晋的第四次圈层合作，是建设双城模式的首要问题。应该说，长晋城市圈的建立，根在山西，枝在中原，开花结果在中国全域。这是一个大开放，大联通，大融合的时代，只有把城市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国家战略同框，积极响应时代潮流趋势，才能化被动为主动，骑行在时代的龙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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