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元月10日，我到煤海宾馆参加了程颢书院修缮保护二期工程专家论证会。
在专家要就某些具体问题拍板的时候，我抢过话筒，说在大家做决定之前，我先谈三个观点。第一，尽快修正对程颢及书院一些基本常识，比如程颢来晋城的具体时间，比如对一些碑文的解读；第二，对程颢的认识及其心学路径；第三，程颢对晋城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化，也体现在武术。
我的发言并不长，期间还多次被专家或领导打断。77岁高龄的宋史专家李裕民老师问，你为什么说程颢在这里办的就是书院？我说最早的证明是陈廷敬写的《体仁书院记》，里面提到晋城的书院是从程颢开始的，是从古书院开始的。这个要比古书院的碑记还要早一些。李裕民老师说，一个清朝人说宋朝的事情，隔了几百年，怎么能证明。我说，陈廷敬也是考证过的，应该相信。郭沫若论证李白的出生地，不也……李裕民老师说，郭沫若……也是错的……（对话内容大意如此）
对于李裕民老师的很多观点，我非常赞同。比如他讲不要高估程颢在晋城办学对山西乃至中国的影响，比如他讲现在大家的广场情结，批评程颢书院干嘛非修个广场，比如他讲书院是培养思想家哲学家的，并不参加科举考试等等。作为一个晋城人，对于专家的到来，本应心存感谢。但我对于专家的某些观点，确实不能接受。比如把程颢书院定位于儿童教育，比如专家说晋城的状元都是假的，比如专家说晋城根本没有出过那么多进士，是夸大其词。
此前的元月9日，我在市政府五楼参加“山西书院与山西思想文化”的一个小型座谈。来自山西省社科院的专家们非常谦逊，认真聆听记录晋城本地的学者的发言后，说山西像程颢书院这样的书院不多，说程颢书院是世界级的。（大爱这样的专家）
我觉得，程颢书院从年修复开始，一直没有完成顶层设计。以至于到年年初，还需要因为这些具体问题来请历史专家论证。甚至还会引发“程颢书院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书院”这类基本问题的讨论。
每一位专家的观点都值得尊重，每个人也都有发表自己言论的权利。但是，作为晋城当地政府，应该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我认为，历史研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研究要服务于政治大局、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认识不到这一点，空谈历史，毫无意义。
我们现在谈程颢书院，投入六千万修复程颢书院，是为了恢复晋城的传统文化，是为了推动晋城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弘扬历史，繁荣经济，振兴文化，发展旅游”。下一步，晋城还要投入更大资金建设“程颢书院文化产业园”。这种时候，“文化自信”岂能动摇？“晋城历史”岂容抹煞？
领导如果耳根子软，听了专家的一家之言，心中摇摆不定，恐将丧失发展机遇。在做决策这种事上，要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商量，但最终还是要领导做决定。皇城相府能成为晋城乃至山西的旅游巨头，和张家胜其人不无关系。当年，皇城相府也曾陷入黄城和皇城的争辩之中，也曾争辩陈廷敬并非康熙帝师如何如何，某些专家对皇城亦颇有微词。但张家胜力排众议，不断加大投入，终将皇城相府打造成为旅游产业的中国驰名商标，成为山西旅游的标杆。
程颢书院也好，陵川七状元也罢。这就是晋城的“文化自信”。这样的“文化自信”不应该被专家动摇。面对晋城历史，同样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不能总觉得有遗迹有碑记或者史书有记载才是历史，要明白人民口口相传的同样也是历史。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开弓哪有回头箭？对于领导来说，且把专家放一边，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真正把程颢书院建设好，就是最大的担当！至于历史研究，尽可以让学者、专家们去争辩。真相越辩越明，也是一桩好事。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时间终究会证明：谁对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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