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的温度传给子孙，是一个小小的社团组织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使命。而晋城市慈善总会成立之初就立下一桩宿愿，要用撰写《慈善志》的方式，传承晋城历史的温度。修志，并非炫耀近年慈善之所为，而是从慈善的角度收集整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信仰与审美，以及慈善传承的精神品格与社会修为，但当《晋城慈善志》编纂人员动笔之时，却发现“慈善”这俩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中被严重忽略，明代之前的晋城相关方志中几乎没有专门记载。慈善志不同于历代继修的地方综合志有辙可循。作为著述史实的规范性志书，似乎缺少历史参照。年，《晋城慈善志》开始酝酿。我们坚持突破旧规，避免堆垒材料，前后出了6套设计方案，终不免眼高手低，在方案的斟酌中徘徊了两年，穷其所有，仍困在资料寻觅中，无法开局。修志是一件庄严的事，需要多一点澡雪精神，筚路蓝褛，踏遍青山，去寻觅慈善的短迹长影，以启山林。中国人习惯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自身，太行山远古的神农尝百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到现实世界中的修桥铺路、延津设渡，都是古人在自然灾害面前与命运抗争的悲情表达。穿越历史，我们似乎无法读懂古人。其实，虽“奋励”，却也是善行。撰修人员埋头资料堆中读史、访古，并动员民间金石学人从历代碑刻中,在历朝诏书、策书、敕令、文件及口头谕令中，在名人轶事、诗词歌赋、宗教义规、乡约家范中，捕捞人性深处的“慈善”之源。《诗经·邶风·谷风》记载：“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汉书》记载：文帝二年（前），“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其议所以振贷之。”又，“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文帝十三年（前），“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隋书·列传第十一·长孙平》记载：隋开皇三年（），度支尚书长孙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里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年（），“初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武则天称帝的武周长安年间（～），开创了慈善事业由宗教寺院到民间社会开办的先河。《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记载：“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宋史》记载：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置漏泽园，在园中置屋，以为春秋祭奠，听其亲属享祀。宋仁宗还颁布《庆历善救方》，在东京设立惠民药局，依处方制药施给贫病之民。明朝，出身贫寒的朱元璋，格外重视民间疾苦。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明朝是第一个社会福利比较高的朝代，也是第一个把慈善事业的管理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朝代。《大明律·收养孤老》规定了养济院的养老标准，“凡鳏寡孤独，每月官给粮米三斗，每岁给棉布一疋”，并对违反法律者加以惩处。《大明律·户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清雍正《泽州府志》、清乾隆《凤台县志》、清光绪八年（）的《凤台县续志》，都记载了晋城人的举善之风。清代，晋城五县官方均设置有慈善机构，如：普济堂、育婴堂、养济院、留养局、漏泽园、常平仓、社仓、义仓等。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呈现出新旧并存的显著特征，年，中国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这个时期的慈善组织，既有民间专事施医给药、养老恤孤的传统善堂善会，也有以“救灾”“恤兵”“博爱”等为宗旨，倡导“教养并重”理念的新式慈善团体。宗教，自产生以来，就以慈善面目招徕信徒，更以“贫者给财，病者施药，无护作护，无归作归，无衣作衣”为宗旨进行慈善活动。诸教中，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之久，在中国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在社会慈善事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据西晋沙门法立、法炬共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载，释迦牟尼佛号召人们“广施七法”，即：“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果园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渡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以便得到福报。世界上最古老的慈善基金会也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创建的“无尽藏”。套用现代说法，它是一种带有慈善性质的金融机构，专门救济贫穷等。民间慈善组织，以血缘性、业缘性为特征，在乡村发展更为普遍。泽商翘楚王泰来家族热心公益，长领慈善之风。康熙三十年（），泽州蝗灾肆虐，王璇出钱募人捕捉，又“出数十万缗”赈灾。康熙四十七年（），泽州饥荒，王廷抡、王廷扬设立粥厂，恤济流民。康熙五十八年（），泽州再闹饥荒，王廷扬运粮几千石放赈。乾隆二年（），泽州大水，西峪村人多溺死，王镠出钱掩埋尸首，煮粥活民。王廷抡捐修城隍庙，王廷扬助修泽州北城楼，王镠重修景忠桥，独修珏山顶。太行道崎岖难行，王璇、王廷扬父子“不惜工费”，变羊肠为坦途。以“乡规民约”自成体系的民间慈善行为，自古为维持宗法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乾隆二十三年（），泽州西四义村村民郜义美用郜腾蛟赁房十两银入社，买谷出放，营运达29年，以修社庙，工未成；嘉庆三年（），村民郭永裕仍买谷出放，继续完善工程；道光十一年（），村民郭俊图又买谷出放，三代人前后兴工4次，历经70余年，收放谷石，铢积寸累，工乃告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慈善更有特点。解放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毛泽东主席提出“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慈善救助主要依靠政府，对麻风病人与精神病人的收容与治疗，对已治好精神病人但无家可归者的安置；对聋哑学校、革命烈士陵园的建设以及城市和农村的贫苦病人医疗费的减免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并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其中第三十六条规定：①生产队可以从可分配的总收入中扣留一定数量的公益金，作为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的费用，扣留多少，要根据每一个年度的需要和可能，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不能超过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到三。②公益金怎样用，应该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少数干部自由支配。③生产队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④对于生活有困难的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残废军人，应该给以适当的优待。⑤对于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生产队应该根据他们的劳动能力，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增加收入。除此以外，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也可以给他们必要的补助。这些供给和补助的部分，从公益金内开支。⑥对于因公负伤的社员的补助，对于因公死亡的社员的家庭的抚恤，也都从公益金内开支。年5月16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进入全新时代。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全面系统地规范了慈善事业行为准则。这是一场观念与制度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慈善事业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以扶贫减困的千钧之力使数亿人脱贫。一个优秀的文化城市，以善为先。真正推动和领导晋城市全民善举的是晋城市历届市委、市政府。年市慈善总会成立，市人大决定每年3月28日为晋城慈善日，并下发有关慈善文件的出台，都包含着领导者的善政理念，滋养了慈善者的情怀。捐赠者慷慨解囊，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慈善工作者则恪尽职守，把这份神圣的慈爱传递下去。十年来，晋城慈善组织在中华慈善总会，省慈善总会的倡导下，坚持闻声救急、闻声救穷、闻声救难，积极劝善举善，为政府的民生工作做了有效的补充，从年至年底，共募捐善款善物（折价）2.34亿元，各类慈善救助项目支出善款善物（折价）2.21亿元，开展了扶贫济困、助老扶幼、助医助残、支教助学、公益环保等20多个慈善救助项目，救助贫困群众12万余人次。晋城的慈善工作在全国、全省一直名列前茅。浏览这些发黄的古卷，就像瞻仰某种圣物，从《诗经》《汉书》《梁书》《唐书》《宋书》的琐碎记载中，我们窥测到中国古代文明之于善政的庞大影响。翻阅这些近现代慈善公益行为，深感慈善文化的传承魅力。这些文件不仅囊括了中国古代社会晋城地区的统治秩序，而且在社会教化方面足资后人借鉴。人类有着共同的欲望与恐惧，意外和灾难时有发生，有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会让一个家庭濒临破碎，此时此刻，唯有慈善能给人一种最本质的安慰。因有慈善，一毛钱使人变得快乐，一件旧衣变得有价值，一张废纸变得尊贵，一个普通人变得有更深的洞见。慈善是一种生命情调，它保持永久的平民性和无限深情的温度。纂修人在读史中，特别注重晋城古代的碑刻。每一块冰冷的碑刻都记载着一份令人动容的温暖。大灾降临时，从庙堂到江湖，从乡绅到庶民，打心底爆发出的那种仁慈、善良，充分显示了晋城古人的自信与积极救赎的人生态度。撰写人在历史的河床上一点一点地捡拾，把一颗又一颗散落的珍珠串起来，纂成我们所期待的《晋城慈善志》。浩繁资料的获得，令人激动也夹杂着无言的苦恼。作为编者，我一直想以一种建设性的、读者容易接受的触角去创作并固执地认为，慈善志的撰写应该突破常例，用记人物事迹叙史，各章节用古代、近代、现代架构断史。从突破旧规的角度讲，我似乎更坚持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一次次讨论都承载着一段妥协与坚持的有趣故事。纂修慈善志的先生们有分寸地坚持着。我们在分歧中统一，在统一中突破。我在坚持中扪心自问，假如我是百年之后的读者，打开这本志书，是否会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概念产生错觉？一刹那的设问，把自己问懵了。揣度中我们严谨地作出选择，但我坚持：慈善志不是司空见惯的普通专志，而是别具一格的社会志，是一部历史的、文化的、道德的、风俗的慈善志。年末，当《晋城慈善志》第一稿捧到我手上时，看着那厚厚的九本草稿，我陷入了对这十年慈善工作的怀念之中。十年来，我与慈善工作者实践了一个个慈善的过程。深深感到，做一个职业慈善工作者必须具备低姿态、高素养，有情怀于内的严谨、淡泊之外的担当。做慈善难，低下昂贵的头躬身募捐更难。把慈善行为用文字书写成册，又是一种别样的难。这许许多多的难，需要用一种精神去解读，那就是痛者之痛的恻隐之心。打造一颗恻隐之心，需要几代人的教养。当我学着做人时，第一堂课就是母亲对待乞丐的善良：给他换一双鞋，舀一碗饭，在讨饭人的篮里放一碗面。母亲是小小的百姓，但有着一个伟大灵魂——善良。伟人的教养也是我补充给养的最佳养份。司马迁在《史记》的《乐书》篇中写到：“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他对中国的音乐五音“宫、商、角、徵、羽”做了这样的阐释：听宫声，使人品性温和宽舒且广大；听商声，使人品性端方正直且好义；听角声，使人有恻隐之心且能够爱人；听徵音，使人乐于行善且爱好施舍；听羽声，使人讲究整洁规矩且爱好礼节。礼是通过一些规定从外部对人起作用的，乐的作用却是从人心中产生。古人讲，“慈”是从外到里的施舍，“善”是从律到乐的幻化。摔碎尊严，躬身募捐，救急救难，都凝固在我岁月的记忆里。《晋城慈善志》的篇幅仅是我们收集整理的资料的万分之一，是晋城慈善行为千百年来的浓缩，可读性强，信息量大，蕴含着无穷的魅力，记述了人性的光辉，虽然算不上高度客观全面，但可以让人们透过一鳞半爪的信息去追溯慈善的历史。文字或许是零散的，却体现了完整的德行；记录或许是重叠的，却是饱满有趣的传播。它是一本拒绝冷漠而有温度的书，是一本严肃而不失慈祥的书。如果说慈善行为是人类的精神高度，那么《晋城慈善志》是弘扬这种高度的有益之书。《晋城慈善志》以文字为主，为了增加视觉效果，本书用图片的形式展现了古代晋城的历史、宗教、建筑、艺术等，使书稿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力，更增加了一种仪式感，使慈善的魅力渗透在每一页的字里行间。装帧设计由中国出版协会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刘晓翔先生亲自操刀，力求简朴，摒弃大而厚的豪奢派头，用函套的方式收纳8个分册，既便于阅读，又体现“志”的一体性。封面、内文、函套的线条元素，皆来源于晋城古建筑的线条特点，既简洁现代，又富有古典质感。编辑出版由具有多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编排，博士丁波先生在有限的紧迫时间里从不放过一个标点，使《慈善志》更具严谨性。《晋城慈善志》在资料稀缺的沮丧中，在一团乱麻的迷茫中，在勇敢的尝试和寻索中，在后台“行走”了6年。每一个章节里都记录着修志人在茫茫文山字海里的辛勤劳作。然而，6年撰修一志似乎仍嫌匆忙，不免有仓促潦草之感，用挑剔的目光审度，会有一些规范中的不严谨，饱满中的不完整。但10年中我们一边做慈善，一边搜集整理慈善的有关资料，无论如何它记录了晋城历史的又一种绚烂文化，为这块土地留下了客观性的一笔。它囊括了晋城历史上的善政之态，善良使这座城市的气质多了一份沉稳与柔情。作为《慈善志》在国内少有，省内独有，从慈善的角度看其实已经为晚辈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道德遗产。只要善良在，晋城的美好永远预约着我们每个人与每个家。我们守望着……《志书》即将付梓，庚子年一种不明来源的肺炎病毒从天而降，飞速扩散，全世界肆意蔓延。每天确诊人数与死亡病例惊心动魄，全国停工停产停学，它使人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煎熬。印刷中的《志书》戛然而止，迫使我们改变了志书的最初设计，增加了另册《重大事件补录》记录了疫情之下晋城人的善良与慈善工作者恐惧中的勇敢。仅以此书献给那些举善的古人与今人！END排版/袁焱齐晓雪责编/焦敏睡起秋生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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