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开化寺是始建于唐代的著名佛教寺院,原址位于韩城昝村古镇东,盘河与汶水交汇处的黄河东岸,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黄河水位抬高导致原昝村镇整体搬迁,开化寺地面建筑逐渐毁坏消失,仅留遗址并《敕赐同州韩城县开化寺记》石碑一通、铁钟一口。开化寺存在千年之久而且今天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另一方面，则在于它的发展模式：它的“分公司”顽强坚持，保持了开化寺的影响力。
偶然间读到年著名历史学家何修龄发表的《应重视搜集和保护韩城县开化寺的流散文物》一文，遂起探寻开化寺之意.开化寺虽毁,但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如上寺下寺集团公司式的发展模式，北宋时期对宗教的管理制度对今天还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一、开化寺的前世
开化寺的始建于唐代，但建于唐代的具体时间，有不同的说法。《韩城县志》：“寺在昝村,唐敕建赐名弥勒下生寺,宋兴国二年敕改今名。”《韩城市志》没有开化寺的记载。《韩城地名志》：“开化寺，唐天祐四年（）建，相传弥陀佛降生此地，故建寺纪念。”《韩城市文物志》：“昝村开化寺，原名弥勒下生寺，唐大中十四年创建，宋太平兴国三年敕赐开化寺，九年建成。”志书是由官方修订、比较权威的书籍，但是依然有不同的说法，更不用说民间传说了。但有一点可以基本确定，开化寺始建于唐。唐代是佛教发展的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韩城兴建的佛教寺院很多，如庆善寺、圆觉寺、弥陀寺、竹林寺等，现存的开化寺铁钟上也保留有众多寺院名称。
开化寺原名弥勒下生寺，始建于唐，北宋初期进行过扩建，这次扩建规模应该比较大，据韩城文物志：“北宋太祖开宝四年（年）王文选确志兴修，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年）六月敕赐开化寺，太平兴国九年二月建成。”这次扩建留下的《敕赐同州韩城县开化寺记》是关于开化寺目前最有说服力的文字资料，碑文中对建成后的开化寺胜状是这样描写的：“故得云阁星飞，桂宫月满，罗汉半千之尊堂，僧室百间之正位，并皆周毕，悉具精严。其寺址也，东连浩渺，西接巍峨，前临碧沼之溪，后枕素岗之峤，焕然精刹，洁朗金田，非道力无能感化，非达信无能葺修，可以六事功圆，三坚福永，四生承益，九有霑恩，荫润十地之方，名光万古者矣。”因记曰：“可大可久，恒固恒芳，福润无穷，永资尘劫”。韩城地名志：“占地20多亩，分东西两院，有座殿四座，佛殿两座，和尚曾多至多人。”是韩城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不过开化寺的建设并没有就此止步，一直延续到清代。开化寺后来的发展，并没有局限于开化寺这一区域，它将目光放到了韩城广阔的西部山区，通过“西部大开发”，建设了规模巨大的“下寺”，即后来统称为五池寺的东池寺、西池寺、南池寺、北池寺、中池寺。这一点可以从《重修开化寺龙凤山石佛洞记》碑文中找到证据。这五座分布在韩城西北部山区的寺院，与开化寺组成了上、下两寺的“集团公司”，寺院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寺院本身资产之外，还有以耕地、林地等为主的众多不动产，通过收租等形式保持寺院正常运转及发展。在上寺被毁后，下寺的五座寺院虽然也毁坏严重，但由于地处山区，还是顽强的生存着，延续着开化寺的传承和影响力。
开化寺在发展中，不仅形成了以上寺下寺为主要形式的“集团公司”，而且对集团公司的管理也有自己的模式。在当地的传说中，开化寺兴盛时，上下寺的和尚们日常流动量很大，冬天开化寺的人多，而到了夏天，山区的五池寺的人多，而当时的交通比较落后，为了方便人员流动，同时满足佛教教义的要求，所以，开化寺在上下寺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建设了不少规模较少的寺院，用作中转的需要。这样一方面解决了人员在流动中休息吃饭等问题，同时又可保证僧人在流动中遵守佛教规范，不影响修行，起码正常的早晚课可以不受影响，还加强了对僧人的管理。这些用做中转的寺院中，现存最有名的就是普照寺，从普照寺的选址和建设规模来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没有明确的证据。不过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曾经开化寺的繁荣。
开化寺经历千年发展，不断扩大规模，其建设费用非常巨大。从现存的五池寺遗址及相关碑文来看，其建设的主要经费来源还是信众的捐赠。在西部山区中建设的五池寺及千佛洞等，因为施工条件非常困难，所需要费用应该比正常建设费用更高，而且这些寺院作为单体寺院来说，规模都非常大，因此，开化寺筹集资金的能力以及日常管理水平应该较高，由于缺少相关资料，我们还不能深入研究。所以将之比喻为集团化的公司管理，有利于我们理解。
二、开化寺的故事
隋唐时期是佛教发展比较兴盛的时期，仅韩城就兴建了大批佛教寺院。为什么这一时期佛教兴盛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比较会讲故事。一个公司要拿到风投的资金，就必须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有故事就能吸引来资金，有资金不愁不发展。
开化寺的官方故事是弥勒佛降生。
相传弥勒佛降生此地，故“唐敕建赐名弥勒下生寺”。“弥陀佛降生此地”这样的祥瑞的确是一个动听的故事，让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也颇为心动，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投下了天使轮投资，建寺院以示纪念。可惜此祥瑞原来是超度唐王朝而来，这轮天使投资虽然不能说失败，但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因为它并没有因此获利。
弥勒下生寺的投资人唐王朝消失了，无法拿到下一轮的投资，公司法人弥勒下生寺主持惠进的确是一个优秀的经理。大约六十年后，一位新的投资人出现，这就是宋王朝，惠进主持用什么样的故事打动宋朝两代皇帝，现在还不清楚，也许还是弥勒降生吧，非唐之祥瑞而是宋之祥瑞，从宋太祖时期的扩建到宋太宗重新赐名为开化寺，惠进主持的融资看来是成功的，新的投资人还给公司改了个新名字，弥勒下生寺从此变为开化寺，管理体制也由个体户向公司化转变。
开化寺的民间故事是石头开花。
《韩城地名志》：“宋太平兴国九年（），因相传盘河中冲下来的石头至此注入黄河化为沙砾，宋太宗遂将此寺命名为开化寺。”盘河虽然是韩城第二大河，但是无论是其流域面积还是水量，相对来说还是很小，即使能冲出石头，也很难冲到开化寺这里。所以另外一个传说则更美丽：黄河水出龙门后，从峡谷中冲出的大量巨石在盘河口突然不见，人们无法解释这一神奇现象，说石头开花了，弥勒下生寺正好位于石头开花的地方，故名开化寺。开化寺南原上有村曰化石村，是其旁证。但化石村据《韩城地名志》记是因为村中有五色化石之故而得名。所以不论是弥勒降生还是河中石头开花，都是美丽的传说，都是可以拿来去融资的故事，因而成就了开化寺千年之辉煌。
开化寺的名人故事是马自强。
任何名胜都与名人联系。开化寺除了与皇帝这样的知名投资人有联系，而且还与文人有联系，这个故事在民间可能流传不多，但文人们可不会忘记。何修龄《应重视搜集和保护韩城县开化寺的流散文物》一文中特别提到开化寺“内有明马文庄诗”。这是一个名人。马文庄指马自强，字体乾，同州人，嘉靖二十二年进士。大学士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卒诏赠少保，谥文庄。《明史·二一九》有传。明马文庄诗指开化寺内有明马自强诗《三月晦日开化寺阻雨听僧吹笙》：“遥岗胜地俯河湄，祗苑崚嶒对岭披。春去花间红敛色，雨来村外绿生姿。龙门咫尺还相阻，祥榻弧清剩有思。不谓惠休能爱客，瑶笙故上梵楼吹。”明代关中进入中央管理层面的人比较少，马自强是因为张居正丁忧而接其班进入管理层：“（明代）关中人入阁者，自自强始。其后薛国观继之。终明世，惟二人。”另一个薛国观，正好是韩城人。
开化寺自创故事是“天祐十七年”。
《敕赐同州韩城县开化寺记》碑文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碑文最后有“自天祐十七年庚辰之岁先曾崇建”句，“天佑”是唐昭宗李晔和哀帝李柷共用的年号。时间是从年闰四月到年三月，共计4年。这是唐朝的最后一个年号，昭宗李晔开始使用天佑年号，天祐元年八月唐哀帝李柷即位沿用天佑，天佑四年三月李柷禅位于朱温，唐朝灭亡。天祐作为年号只存在了四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天祐十七年之说呢？开化寺的建设、命名、立碑等应该都是在官方同意下进行的，而且宋初距唐亡不过数十年，撰写碑文的人，名字从碑文上虽然看不清楚，但作为中条山上方灵峰寺沙门，应该对历史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不然他的碑文怎么能通过宋朝官方的审核？他为什么不用“后梁贞明六年”这个年号，而创造性地用了一个不存在的“天祐十七年”的年号呢？这其实给我们研究韩城历史提供了一点线索。
唐亡后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唐所禅让的后梁，建都在开封，其实统治范围非常有限。而碑文这样写，应该是说明后梁的统治范围没有到达韩城，当时的韩城应该是一个梁、晋、歧等多方统治的空白地带，当军阀们忙于争地盘时，特别是梁晋之争相当激烈，可能给韩城这个被遗忘的角落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在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当地人继续沿用旧唐年号也有可能，撰文者依据实际情况撰写，才有了所谓的“天祐十七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北宋政权对后梁政权的正当性并不认可，因而认可了沿用唐代年号的做法。
三、开化寺的今生
何修龄提出《应重视搜集和保护韩城县开化寺的流散文物》，是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如果仅从昝村开化寺来看，开化寺现在有明确记载的流散文物有二：一是现存韩城市博物馆的《敕赐同州韩城县开化寺记》碑，二是现存韩城市烈士陵园的开化寺铁钟。但是如果考虑开化寺下院的五池寺和千佛洞等，则开化寺下寺的遗址及流散文物则要丰富得多。
《敕赐同州韩城县开化寺记》碑青石质，碑首身一体，通高厘米。正背两面中央各雕以佛龛，正面佛像五尊。背面佛像一尊，佛龛外雕以盘龙。碑身正背两面镌文，两侧面线刻花纹图案。正面碑文共22行字，是研究开化寺及唐宋时期韩城历史的重要史料。开化寺铁钟。铸于明宪宗成化九年（年），通高厘米。铁钟铭文不清，但还是依然还能辨认许多人名官名，寺观村镇名称等，对研究韩城地方历史也是重要的史料。
作为上寺的开化寺留下了一块石碑，一口铁锅，一首诗歌，一片废墟，不同传说。但是它的下院还留下了众多的遗迹，西池寺、中池寺的主体建筑还保留不少，五池寺在解放前还是游击队的临时居住场所，留下了不少红色故事，注入了红色基因，这些在山区的寺院遗址和红色教育基地，成为许多文史爱好者，驴友们非常喜爱的场所，他们的光顾，又一次将开化寺带入到人们的视野之内，生活之中，他们的今生还有不少可能。
四、从开化寺碑看宋代的宗教管理
《敕赐同州韩城县开化寺记》碑文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其中一些信息反映同北宋时期对宗教管理的做法，对今天我们做好宗教管理依然有借鉴意义。
从碑文我们发现，宋代对佛教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敕赐同州韩城县开化寺记》碑阴上部碑文:“敕据分拆到先存无名额寺院等,宜令本州除未胜任得名额外,其余寺院各依前项名额,书勒悬挂者数内,韩城县弥勒下生寺在昝村社界.”“敕赐开化之寺为额者。”首先是对宗教场所进行过普查，所以才能提出对于制度健全的寺院，依照原来的体系进行管理，对制度不完善的重新命名并健全管理体系。弥勒下生寺应该属于需要重点整治的。它的不健全可能是建筑受到毁坏，无法正常发挥宗教作用，当然也有可能是当时的住持惠进争取了朝廷的建设指标，所以官方组织对其进行了维修、扩建，同时皇帝还重新给寺院进行了命名。不论是弥勒下生寺还是开化寺，它的建设命名其实都得到了唐或宋朝廷的批准，敕建敕赐等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得到官方的批准，拿到了官方的批文，更名开化寺更有明显的加强管理的含义。寺院的创建、维修、命名及管理人员的任命，都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负责审批的，地方政府是没有这个权力，只有逐级上报，等待批准。这种统一管理有利用对宗教政策的宏观调控，将宗教发展保持在一定度的范围，是充分发挥宗教作用的前提条件。
对待宗教的管理也是国家宏观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宗教的统一管理，保证宗教的教义与国家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这是国家给宗教划定的生存红线，我们可以看见，即使在佛教非常兴盛的唐代，也存在过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佛教触碰到了国家治理的红线。通过宗教补充国家治理特别是法律的不足之处，也就是说宗教承担了传统道德教育教化的一部分功能，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部分，如果运用得当，对社会和谐是有益的，是对法律的有效补充。在这一点上，宗教的目标和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宗教的发展要遵守国家的法律，维护国家的尊严。《敕赐同州韩城县开化寺记》对寺院悬挂匾额及维护匾额的尊严提出了具体要求：“敕命指挥于本寺门前如法悬挂牌额，仍需常切爱护，不得别致污损者。”一是寺院悬挂牌额必须依法悬挂，开化寺是敕赐，牌额是国家意志的象征，是一种批准文书，所以出于对国家权威的尊重，不能随意。二是要对牌额保持尊重，就如同今天我们要求对于国旗、人民币等国家象征物尊重一样，这是一种对国家认同的教育体现，三是不得别致污损者，这是具体要求了，如同今天我们的目标责任书一样。这些具体要求刻在了碑的背面，而且明确了一众责任人的职责，这种严肃的做法与许多记事碑有很大区别，反映出宋代的宗教政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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